第二天醒来，女孩子全都向我道喜，还要我买拖糖，我无力地辩解道：“他只是带我去看病，真的不是拍拖。”

我下铺的张花花挤眉弄眼道：“看不出沈洲还是活雷锋呢，做好人好事？”

朱素贞也接口道：“就是就是，他怎么不带别人去看病呢。红姐，粉粉上次感冒，怎么沈洲没带去她医院？”

听了这话，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起来，连红姐都笑得合不拢嘴了。

另一个女孩说：“不要说粉粉，人家还小呢。”

段明兰也凑趣道：“粉粉还小，红姐正好。红姐，沈洲有没有带你去看过病啊？”

红姐乐哈哈地说：“他带我看病怎么啦？做我儿子还差不多，儿子带娘看病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你们这些人哪，净瞎想。是吧，海燕。”

我越发红了脸，赶紧跑出宿舍，身后传来她们更放肆的大笑声。

不用说，沈洲一天都成了她们取笑的对象，甚至连周桂枝和珍姐也问他要拖糖吃。看着他在一群女人的围攻下落荒而逃，不知为何，我感觉心里如小鹿撞撞，不敢抬头看他。但每一次四目相对，我又感觉甜丝丝的。

虽然晚上他加班，但到七点半，他又出现在我宿舍里。因为有了昨晚的铺垫，今天坐在他车后比较放松了。一路上，我们还聊起了天。我才知道，他本科学的是劳动经济，因为没有过硬的关系，分不到好的单位。大学毕业后，只好进了县城一家半死不活的国营水泥厂。每月四百多块钱，还不够他用在人情来往上的，更不用说抽烟喝酒上的花费了。身在农村的父母供他上了大学，他毕业了，却还时常要回家拿钱花，他感觉很对不起父母。

那几年，随着当地乡镇企来的飞速发展，国营水泥厂效益逐步下滑，先是奖金少了，再就是奖金取消只发基本工资，直到后来几个月发一次工资，最后是树倒猴狲散，一副烂摊子踢给了政府。

政府地不是万能的，最后只好向厂内人员集资，想留下来的，每人出资五千，否则，只好走人。那时候沈洲刚刚参加工资，为了供他读书，家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哪里拿得出五千块钱呢。

万般无奈，他一气之下来了深圳。在当时很多热血青年的心中，深圳就是一片热土。他渴望在这里，能把破碎的梦想重新点燃。到深圳后，他先是经朋友介绍进了一家工厂做经理助理，他感觉学不到东西，就又应聘到广州一家知名企业做ie工程师。感觉条件成熟悉后，他便跳进金秋做了ie主管。

劳动经济？大学本科？经理助理？ie主管？深圳？广州？这些名词在我听来是那样陌生和新鲜，全都是我和丽娟、李梅、红姐她们在一起时所不知道的。我感觉他的话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，我不由得把对这些陌生和新鲜的名词的崇敬变成了对他的崇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