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上是如此，工作上，沈洲更是刻意和我保持着一定距离，有时看我受欺负，他也视而不见。时间久了，英姐他们就更加有恃无恐了。

那天，英姐自己把一份很重要的文件锁进抽屉，却硬说我没有给她。所有的人也都帮她，差点把我气哭了，最后她自己在屉里找到了才作罢。她轻飘飘一声“对不起”就把我打发了，我委屈地要死。一抬头看见旁边的沈洲，原想他能为我说句公道话，但他却象没看到一般，反而若无其事地走开了。

再见面时，我便想向他诉说委屈，他却搂住我又想动手动脚。因为心情实在不好，这次我没有象以前那样顺从，而是生气是说：“你见到我除了那事就不能做点别的吗？”

他这才住了手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怎么啦？脸色这样差。”

我委屈地说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虽然现在孟姑娘对我好了点，但我总感觉心里不踏实。针织一厂办公区的人也都和我做对似的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？”

沈洲笑了笑：“你还不知道啊，孟姑娘是丁厂长的人，丁厂长是香港总部派来的，和高总关系一直不好。一山不能容二虎，他们总有一个人要走是无疑的。”

我吃惊道：“那为什么高总还叫我做孟姑娘助理？”

他不满地说：“你真笨，说白了，你就是高总安插在孟姑娘身边的密探。”

“密探”这个词刺激疼了我，在我心里，只有坏到不能再坏的人才会做“密探”的，并且做“密探”实在和“走狗”没有任何区别，难道我是高总的“走狗”？我不由恼羞成怒道：“不可能，高总能做总经理，一定是非常英明的，一个非常英明的人，怎么会做这种卑鄙的事情？是你太小看别人了。”

沈洲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：“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你想想，他为什么要安排你做孟姑娘助理？如果不是他安排你做孟姑娘的助理，你一个高中生，一个普通车位，要是靠在车间一步一步往上升的话，就是头发都熬白了，也未必能做到那个位子。”

他的话再一次刺伤了我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他说的是事实。我紧咬着嘴唇，无力地辩解道：“高总说是丽娟叫他照顾我的，你忘了，我和丽娟是好朋友呢。”

沈洲冷笑一声：“天真！丽娟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生育机器，是他们花钱买去的，高家根本不会把她放在心上，连她都不放在心上，会把你放在心上吗？”

我彻底无语了。

忽然就传来两个消息，一个是非典疫情有蔓延的趋势，另一个就是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。对于非典，我们知道的依然不多，厂里除了发放通告停止招工并让我们减少外出，没有特别的指示。虽然我们饭碗里的鸡肉份量越来越足，但从厂里四处飘散的醋味和饭后提供的凉茶，我们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更严重的是，村口每天都在查暂住证的治安员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群身着制服人在查车。

听同事说，查车，主要是查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等等。据说外地牌照摩托车比本地还多，但只要被查到，一律没收。想想真是无语了。象我们这样的外地人，在东莞买摩托车是不能上本地牌照的。但若回内地上了内地的牌照再到东莞用，做为外地牌照车，若被查到一律没收，真真是没有天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