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无辜地说：“回什么家？自从那天以后，这段时间她一直和我闹，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？别说她了，你不要离开金秋厂好不好？”

我冷冷看了他一眼，恨声说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继续在金秋厂做你泄欲的工具吗！”说完这话，我再不理他，快步走开了。

第二天我就去办理了离职手续，但过程并不顺利。因为我怎么也找不到平时用的一台小计算器，按照公司规定，凡是离职时没有交齐公司物品的，一律扣除进厂时的200元押金。虽然明知道这规定不合理，但心灰意冷的我也懒得和他们论理了，只好忍疼被他们扣了进厂时的200元押金。更让我郁闷的是，被押的两个月工资不能现在领，只能在下个月厂内统一发放工资时回来领或找厂内熟悉的人代领。

我再也不想进这个给我羞辱的厂了，便在代领人一栏填了李梅的名字，然后将代领条给她。李梅看到我，和沈洲一样，一直埋怨我不该太冲动了，以后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厂呢？我唯有苦笑。

办理完离职手续，我长长松了一口气，走出我生活了两年的“金秋”厂。“金秋”和我三年前看到时一样漂亮。在金秋厂两年，我没见过劳动合同，更不知道劳动合同是什么内容，我想所有这些，外人是想象不到的。更想象不到的是，就是这幢漂亮的花园式厂房，湮没了我两年的青春。我现在走出来了，但还在近万人的青春继续被湮没着。

对于富裕的东莞来说，我们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，我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，但用血汗换来的只是微薄的薪水，年复一年。如果我还样继续干下去，直到我两鬓斑白时，我仍然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妹！外面精彩的世界，依然离我很遥远！

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，所以我把一些衣物棉被寄放在李梅房间里，只提着简单的换洗衣物去了东莞。当我坐在大巴上，再也看不到“金秋”那熟悉而漂亮的花园厂房时，想到未知的前途，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做了辞职的决定，也许真的是太冲动了。

好在到东莞打田美霞手机时，她很快跑出来接我了，这让我稍稍得到些许安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几乎每个十元店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那就是，如果谁介绍一个新的客人入住，谁就可以免费住一晚。田美霞因为带了我，那晚的住宿费就免了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很感激她。

所谓的十元店，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四室一厅的出租屋，房间里放了20张上下铺架子床，可共40个人入住。推开房门，一股潮温闷热的气息，夹杂着人体的汗馊味，热烘烘地围了上来。

一眼望去，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，杂乱无章。客厅较宽的一边紧紧挨着三张上下铺的铁床拼成的大统铺，床铺没有一点缝隙。下铺报纸、饭盒摆得到处都是，几个民工模样的男人一边吃着闻起来很香的化学菜，一边喝啤酒划拳，他们的划拳声很大。客厅较窄的一边只放了两张下下铺的铁床，两男两女正在打牌。其中有一个男青年染着满头黄发，见我进来，冲我吹了声口哨，淫邪地说：“又来了一条美女。”

我立刻感到一种无法言传的愤怒与羞辱。我这几年努力工作，努力想找一个大学生做男友，就是为了和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划清界线，没想到最终又和他们走到了一起，我卑视自己！

除了客厅，另外还有四个房间，有三个“男客房”，一个“女客房”，我住的“女客房”约八平方米的样子，三张上下铺架子床将房间几乎占满了，开门只能开细细的一条缝。老板拿来一床特别薄的棉胎被，放在对着门的上铺草席上，这就是我的地盘了。

我将所谓的行李放在床下，也许是年久失修，我往床上一爬床就会乱晃起来。由于没有踏脚的地方，我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。最后还是睡在我邻床的田美霞提醒了一句，我才踏着她床上用三角钢筋焊上去的一个踏脚爬到了床上。但只要稍微一动，床铺就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叫唤声。

床上薄棉胎早就失了原来的颜色，黑乎乎的一片，似乎还湿漉漉的，我用手一摸，还有些发粘。下意识地俯下身闻了闻被子，一股腥臭味直刺鼻腔，让人忍不住作呕。